刘统，北京籍，我国知名军史研究学者，曾任职于军事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以及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担任研究员及教授等职务。其著作颇丰，包括《历史的真面目》等数十部作品。

红军长征的传奇，想必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诸如征服大渡河、攀登雪山、穿越草地等壮举，无人不知。然而，若我提问：这段长征故事的起源又是如何？或许许多人便难以回答。

一部伟大的历史，其存在固然客观，然而其能否流传后世，关键在于是否有人以文字为载体，将其记录并妥善保存。

《红军长征记》一书，主要记录了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的历程与经历。该书，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原始记录，乃是因为每一篇均出自红军长征的亲历者之手，且在长征胜利不久后便以亲笔形式记录下来。这是其历史价值。

为何长征的参与者们执笔记录下这些回忆？为何将这些记忆汇编成册？这一切，还得从1935年红军第一方面军抵达陕北之时讲起。

当年，红军长征第一批到达陕北的是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的部分人员，到达陕北后，他们跟刘志丹、徐海东的部队会师。

长征的落幕，并未如我们所预想那般充满激情与波澜，彼时，革命与红军正面临着极端的困境。

毛泽东带到陕北的队伍，是一支精疲力尽、饥寒交迫的队伍。

毛泽东过草地时，与张国焘决裂，毛泽东坚持要北上，张国焘坚持要南下，结果毛泽东北上的时候，红四方面军没有一个人跟他走，当时张国焘有九万人，毛泽东只有一万人。

但是毛泽东没有退路，他拼命也得北上，因为他感觉北上才是唯一的出路。

毛泽东到了哈达铺，看到了国统区的报纸，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有红色根据地。

也就是说红军长征的路程已经走了90%，最后才知道有陕北这么一块地方，对于毛泽东领导的长征部队而言，可以说是绝路逢生，然后大家非常高兴地越过了六盘山，来到了陕北，最先到达的是吴起镇和瓦窑堡。

彼时，这两个区域尚位于陕北红军的控制区域之内。然而，正值当时，陕北亦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

毛泽东与张国焘在陕北

红四方面军的红二十五军最早抵达陕北。

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后，亦呈现出一番大鱼吞小鱼的态势。彼时，他们对陕北的队伍颇感不满，认为其成分不纯，遂在陕北展开肃反行动。期间，刘志丹等众多将领被捕，肃反与对陕北红军领导层的杀害并行不悖。

然而，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徐海东，乃是一位性情厚道的将领。得知红军即将到来，他即刻着手准备迎接红军的到来。

某日，战事正酣之际，通讯员传令道：“中央已至，毛主席正翘首以盼您的到来。”闻言，徐海东即刻停下手中的战事，跨上战马，驰骋于蜿蜒的山路之上，历经数十里奔波，终抵达一村落。

在一个破窑洞，他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时头发长长，脸色青灰，非常消瘦，穿了一件补丁摞补丁的破大衣，见着徐海东以后，紧紧地握着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我们终于到家了。

徐海东请中央指示行动。

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能不能给我们点钱，我们太穷了。可以说，红一方面军走到这的时候，已经是可以说是走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

徐海东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军费五千大洋，全部交给了中央，所以毛泽东非常感动，说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

中央抵达陕北之初，首站便驻扎于瓦窑堡，即今日之子长县。

瓦窑堡，那片土地昔日不过是偏僻荒凉的穷乡僻壤。当红军抵达并驻扎于此之际，他们回忆起那段过往，感慨地说，那时他们栖身于破旧的窑洞之中，竟连一扇门也无从寻觅。

那时，他们便深感住在窑洞中，相较于在草原上露天栖息，已是极大的改善了。于窑洞之中，夜晚便寻来些许柴枝，点燃一堆火光，以此驱散严寒，度过漫长的冬夜。

山上之狼见火光，遂至窑洞寻求温暖。战士们晨起，忽见狼影，急忙驱赶之。

昔年红军抵达陕北之际，境况极为困窘。面对这一困境，首要任务是解决基本生存问题。

至1936年7月，陕北之地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他便是众人所熟知的美籍作家埃德加·斯诺。

斯诺是有些探险精神的，他在上海听说陕北有共产党，就表示要到陕北来看看。

抵达陕北谈何容易！他起初在上海寻求宋庆龄的帮助，宋庆龄再转而联系张学良，而张学良当时居住于西安。随后，张学良派人向斯诺提供了马匹，并安排了贴身保镖。

斯诺，在红色牧师董健吾的悉心陪同下，作为上海中央特科的一名地下党员，历经重重磨难，最终抵达了宝安，即如今的志丹县。

毛泽东一看来了个外国人，非常高兴。他希望斯诺能给红军做下宣传，希望外界能给红军提供募捐。

斯诺在陕北

于是，毛泽东就让杨尚昆代表红军的政治部、宣传部，给各位同志们写了一封信，发出号召，说最近有外国友人到我们这来，我们要利用他给我们在国际上做宣传、搞募捐，这样的话让我们能够活下去，请大家每个人写几篇红军长征的经历，汇总起来。

这旨在为何目的？目的在于为斯诺的采访与笔耕积累资料。

听闻可进行募捐，红军干部们无不喜形于色，纷纷挥毫泼墨，各展所长。特别是在红军内部，汇聚了一批知识渊博的大才子、文笔了得的大家，他们共同创作了两百余篇佳作，汇聚成册。

毛泽东让当时的宣传部，把这个材料用复写纸复写了几份，其中一份就交给了斯诺。

斯诺携带着丰富的原始资料，重返上海，潜心著述，最终完成了一部杰作——《红星照耀中国》。

红军长征的故事最初是由斯诺首次公之于众的，而斯诺获取这些素材的途径，则是依靠红军战士和干部们所提供的回忆录资料。

如此一来，红军长征的传奇传遍全球，而红军长征的伟大精神亦逐渐为世人所熟知。

不久后，西安事变爆发，推动国共合作。

国共间的携手合作，红军长征的诸多回忆录，无不详细记录了国民党蒋介石如何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的历史。然而，提及抗战时期的相关事态，则鲜少有人愿意再提起。

因此，斯诺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之后，这些原始资料便被妥善保存了起来。

至1942年，八路军政治部表示，鉴于这些同志所撰述的宝贵资料，我们理应予以出版发行。

1942年，八路军政治部编撰了一部内部资料，用作党内学习的参考。此资料在延安以土纸印刷成册，定名为《红军长征记》。

然而，这部《红军长征记》当时流传甚窄，鲜有人得以一睹其真容。

美国一位声名显赫的女作家，史沫特莱，曾莅临延安，对朱德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归国之后，她以这次经历为素材，撰写了一部传记——《伟大的道路》。该书与《红星照耀中国》齐名，同样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

朱德为向史沫特莱提供宝贵素材，特意将土纸印刷的《红军长征记》赠予了她。

史沫特莱延安合影（东方网）

史沫特莱离世后，这些著作便辗转流落至哈佛燕京图书馆。大约在二零零几年间，该图书馆在整理藏书的过程中，计划淘汰一些老旧的版本。

彼时，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有位精通古籍的中国学者名为沈津。他在翻阅一摞即将被丢弃的书籍时，发现其中竟有一本朱德亲笔签名的《红军长征记》。

随后，沈津与上海图书馆取得联系。得知此珍贵文献，上海图书馆欣喜若狂。恰逢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之际，该馆便在国内对《红军长征记》进行了重新影印出版。

这是我首次在国内目睹了这部《红军长征记》的原始版。

我看到这个版本了。审视这一版记载，我发现其中所述红军长征的叙述与昔日我们所熟知的版本大相径庭，蕴含了诸多新颖的素材，这些内容均为我们前所未闻。

观摩完这一版资料后，我不禁萌生了一个念头：是否有可能对红军长征的原始资料进行一番系统搜集与详尽注释，从而汇编出一本最原始的资料集？

朱德签《红军长征记》

循着这一线索，我首先着手探究《红军长征记》的流传脉络。

《红军长征记》的相关资料，在解放前后虽零星可见。然而，我的筛选标准严格至极，唯有那些出自《红军长征记》初版之前的原始记录，方能入我法眼。

如此一来，我首先觅得了一部著作——《随军西行见闻录》，系廉臣所著，版本为1936年版。

这版作品，乃是我首次目睹。当时，我未能目睹其原始面貌，毕竟那时的条件尚不成熟。

1953年，中宣部曾内部发行了一本名为《党史资料》的出版物。在这份资料中，竟有高达95%的《红军长征记》内容得以公开发表。

然而，此版次标注了序号，系党内的高度保密文件，仅供高层干部查阅。

至1956年，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

我们留意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向民众公开的版本。然而，这一版本实际上还原了1942年的原始风貌，内容仅筛选了五十余篇，相当于删减了近乎一半的篇章。

为何需删减至一半？当初国家初创，宣传长征时强调展现积极形象，因此审核者认为，某些内容不够正面或不成熟，便决定不予收录。

1956年版的《红军长征记》之所以受到青睐，关键在于收录了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廉臣的身份成谜，我对此亦不知晓。不过，他曾化身为一名红军俘虏，实际上却是一位医生。他在长征途中伴随队伍行进至半程，沿途目睹了红军渡过乌江、攻克泸定桥以及穿越彝族地区等壮烈场景，并将这些经历一一记录在案。

1956年地图

此1956年版的文献收录了两篇具有综述性质的长篇论述，相较于1942年的版本，新增了这两篇文章。两篇文章的作者均为杨定华先生。一篇名为《雪山草地行军记》，另一篇则题为《从甘肃至陕北》。

这三篇文献中，一篇出自廉臣之手，名为《随军西行见闻录》；其余两篇则由杨定华撰写，均为全面性的记述。它们对长征历程进行了近乎原生态的描绘。

后续各篇文章均为片段式呈现，每篇均出自不同作者之手，讲述各自独特的个人经历。

因此，1956年出版的这一版本虽为选本，却收录了三篇综述性长文，均为1936年和1937年撰写的原始文献。这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我党着手对党的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并成立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在此过程中，廉臣所著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受到了陈云同志的青睐，并由他亲自认领。

这篇文章讲述了什么？陈云在长征途中行进至中途时，行至雪山之巅前夕，中央作出一项决定，派遣陈云与潘汉年两位同志离队。其中，一人肩负使命，前往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实况；另一人则奔赴上海，着手重建地下党组织。

因此，陈云与潘汉年于泸定地区选择分离，陈云率先抵达上海，随后又历经曲折，抵达了莫斯科。在莫斯科，陈云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有关中国长征的详实报告。

共产国际提出，能否着手撰写此文，以便向全球的无产阶级进行广泛宣传。

陈云曾言：“若我以真名亲笔撰写，似乎难以保持客观公正。故我选用化名，假扮一名国民党医生的模样，又化身红军的俘虏，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叙述长征。如此笔法，既能确保论述的客观性，亦能更好地为公众所接受。”

陈云随即挥毫泼墨，撰写了一篇长达数万言的巨著——《随行西行见闻录》，并将其投递至共产国际在法国发行的报纸《救国时报》之上。

《随军西行见闻》

经过两年的岁月流转，杨定华亦踏上了苏联的土地。目睹陈云仅完成了部分篇章，而遗落了后续部分，杨定华便毅然接棒，着手完成了《过雪山草地》的后半部分，直至叙述至陕北之地。

杨定华的身份之谜：在2006年我参与编写的《亲历长征》一书中，关于杨定华的身份尚未有确凿的考证结果。

不久前，我偶然发现了一本名为《邓发纪念文集》的书籍。邓发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央政治保卫局的局长职务。抵达延安后，他受命前往新疆，进而赴苏联进行汇报，并作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

抵达莫斯科后，邓发观摩了陈云所撰写的文章前半部分。随即，他表示自己将执笔完成后续内容，并以杨定华的笔名予以发表。杨定华正是邓发在共产国际活动期间所使用的化名。

如此一来，《红军长征记》的原始版本得以影印出版，而1956年的版本则将陈云和邓发的三篇重要文章集结成册。这不正是全面收录了吗？我将这两部分内容合二为一，形成了红军长征的原始记录。

我与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同事们交流，表达了希望出版《红军长征记》全本的愿望。他们纷纷表示赞同，并表示可以着手进行全本的出版工作。

然而，我在查阅1953年中央宣传部内部版本时发现，其中遗漏了两三篇重要的文章。

一篇文章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名为《遵义十日》。该文记录了红军抵达遵义后，一位干部团成员在遵义度过的十天生活，并以此撰写了一篇日记。

阅读《遵义十日》，我不禁感叹文章的生动传神。

在众人眼中，红军的形象历来是身着军装，勇攀高峰，跋涉激流，展现出一种坚韧不拔、威武雄壮的气概。然而，文章中描述，红军抵达遵义后，那些干部们的形象竟意外地转变为了一种小资风貌。作者：何涤宙

文章中提及，红军抵达遵义后，干部团得以休憩，众人得以上街游逛。然而，众人行经长街，却并未觅得什么佳肴。倒是那饭馆烹制的辣子鸡丁，口味绝佳，令人回味无穷。

返程后，我便向同事们推荐那家饭馆的辣子鸡丁，赞不绝口，提议明天咱们再去尝尝。然而，次日再访，却发现辣子鸡丁的份量锐减了一半，而所用的猪肉却明显增多。

试想彼时的遵义，仅一条狭窄的街道，寥寥几家饭馆，然而红军的涌至，使得这些饭馆瞬间人潮涌动。城中小鸡的数量毕竟有限，不出一两天，恐怕便被一扫而空。

到了第三日再去用餐，那已不再是辣子鸡丁，而变成了猪肉丁，餐桌上还堆砌了过多的菜肴。于是，何涤宙等人对此甚感不悦，他们指责饭馆偷工减料。而店伙计则承诺，下次光临定当提供更佳的菜肴。

食材没了，怎么做？

谈及打土豪的话题，众人纷纷讨论。提及将衣物分给民众，何涤宙分得一件皮质的长大袍。然而，这件长袍如何适合行军之用呢？他于是前往服装店，意图将其改装成一件皮袄，将袍身长度缩短。店老板听闻后，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数日后，我前往取衣，却发现皮袄过于紧身，竟至难以穿戴，且袖筒中空空如也。何涤宙勃然大怒，质问店主，为何将一件皮大衣裁剪成短袄，且面料似乎并未充足，坚信店主有贪污之嫌。

老板立刻致歉，提议将两袖填充棉花，制成一件棉衣，如此处理如何？

文章提及，红军干部与遵义学子共襄盛举，举行了一场联欢活动。遵义师范学校的学生们踊跃参与，与红军干部团欢聚一堂。

初战篮球，不料红军中的干部，打篮球者多半曾留学海外，不是法国便是苏联。他们在瑞金时期便常聚一起挥洒球技，此刻在篮球场上，高呼的口号、运用的防守战术、以及上篮技巧，无不以英文术语表达，使得遵义的学生们为之震撼。红军中竟藏匿如此众多博学之士，一开口便能流利地运用洋文。

在联欢会上，遵义师范学校的校花们悉数到场。她们登台献艺，两位校花娇声婉转，共同演绎了一曲《可怜的秋香》。

随后，红军提议进行一项娱乐活动。担任干部队队长的萧劲光，即日后成为海军上将的杰出人物，随即登台献艺，带来了一段充满活力的高加索水兵舞。

他毕业于俄国，舞姿翩翩，充满激情，令学生们既兴奋又感到震惊，于是众多学生纷纷表态，愿意加入红军。

这篇文字展现，红军展现出了人性化的特质，充满了人情味。为何这篇稿件不能被采用呢？

经过一番查阅档案，我了解到何涤宙这位人物颇为遗憾。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他身为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工兵营长，不幸被我方俘虏。

被俘，他自称会架桥。

如此一来，便将他带入了长征的征途。在那漫漫征程中，每遇险阻，如穿越湘江之际，搭建浮桥，便是何涤宙指挥红军完成的壮举，红军得以安然渡过湘江。

何涤宙被誉为架桥专家。

李一氓回忆录中提及何涤宙。

何涤宙抵达陕北后，即被委派至红军大学担任干部职务。随着国共两党的合作，延安与后方之间的交通变得畅通无阻。那时，延安的居民均可乘坐火车前往西安，进而抵达大后方。

何涤宙因欲返乡探亲，遂向延安请假离去，此后音讯全无，再未返程。

稍后，我查阅了他家乡的地方志，得知他返乡后，在武汉重逢了同乡，以及黄埔军校的旧友，便将他引荐进入了国民党军队。不幸的是，第二年抗战爆发，他英勇作战，最终英勇牺牲。

若你在国民党中不幸丧生，即便无法被追认为烈士，他的作品也将随之被剔除。

然而，我认为这些内容确实对于深入理解长征历程极为宝贵，因此，我将何涤宙的这篇文章收录进了2006年出版的《亲历长征》中央文献版中。

我当时的看法是，这版《红军长征记》可谓是收录最为完备的版本之一。

一经发布，该版本便迅速吸引了南京大学高华先生的注意。随即，高华先生发表了一篇演讲，深入探讨了红军长征历史的传播方式。在网上，这篇演讲广为流传，其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何涤宙所著的《遵义十日》。

据他所述，这篇文章出自《红军长征记》的回忆录，其文采斐然，堪称佳作。

此版印刷数量有限，不久售罄后便难以寻觅。

值此纪念红军长征八十周年的重要时刻，三联书店提议我们重新编纂一本《红军长征记》，并希望我能对之进行修订，以便审视是否有新增内容之必要。

此刻，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红军长征记》的最初版本，命名为《两万五千里》。该版本系手工誊写，以复印纸为载体精心抄录而成。

这份文稿究竟藏于何方？它竟然被保存在鲁迅纪念馆。这又如何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在影印这个版本之前，还进行了一番研究。那么，这个版本究竟从何而来？让我们分别阐述。

昔日斯诺访华之际，有幸得红色牧师董健吾的陪同。董健吾随斯诺目睹了《红军长征记》的原始资料。返抵上海后，他挥毫泼墨，撰写了一篇文稿，并在《逸经》杂志上予以发表。

《逸经》杂志声名显赫，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篇文章便是瞿秋白的《多余的话》。

在探寻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时，我偶然邂逅了一篇名为《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提及了“二万五千里”这一里程，并详细描绘了红军的英勇事迹。该文的作者署名为“幽谷”。

《红星照耀中国》由斯诺所著，原作以英文出版，而中文译本则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滞后。然而，幽谷先生的这篇作品发表于1937年，这一时间点甚至早于斯诺的作品。它堪称国内最早对长征进行描述的文献之一。

幽谷的身份之谜揭晓，原来董健吾的儿子声称幽谷正是他的父亲。

我坚信董健吾必定是当年与斯诺一同审阅过《红军长征记》的原始资料，这才使得他能够撰写出那样一篇深刻的文章。

当然，我将这段内容纳入我的《红军长征记》之中。

这手抄本究竟源自何处？又是如何被送至鲁迅纪念馆的呢？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仁在考证过程中指出，该份资料系斯诺离开后，冯雪峰受中央指示，前来与鲁迅取得联系。其目的是希望鲁迅能够协助出版《两万五千里》，即《红军长征记》尚未面世的手抄本。

鲁迅当时病情严重，已无力顾及此事。因此，冯雪峰将这一版本转交给了书店老板谢澹如。

谢澹如，这个名字或许在今人耳中显得陌生，然而他实乃一位默默无闻的英雄。身为一位大资本家的后代，谢澹如本应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然而他却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他的使命，便是致力于出版那些具有进步意义的书籍。

1931年，顾顺章的背叛导致周恩来等人不得不转入隐蔽状态。此时，瞿秋白在党内遭受打压，无人过问。面对困境，瞿秋白寻求庇护，他前往书店找到了谢澹如，请求能否在其处暂时寄居。

谢澹如当时也不是共产党，甚至连什么左派组织都没加过，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人特别有良心，他收留了瞿秋白。

谢澹如有意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宣称其位于南市区、大宅后侧的一间住宅出租，并邀请瞿秋白前来洽谈租赁事宜。

如此一来，谢澹如成功地将家人蒙在鼓里，他们并未察觉瞿秋白与他的真实关联，仅知晓有一位书生曾在他们家中寓居长达一年有余。

在那个充满白色恐怖的年代，谢澹如敢于勇往直前，实乃人格之卓绝。

鲁迅对谢澹如深信不疑，因此冯雪峰便将那份复印本转交给了他。谢澹如便将这份稿件妥善保管，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

鲁迅画像

建国之际，谢澹如肩负起鲁迅纪念馆馆长之重任。临终之际，他将这珍贵的手抄本郑重交付。

鉴于该稿存放在鲁迅纪念馆，此处主要致力于鲁迅研究，因此鲜有人留意到这部稿件。自建国以来，它便在库房中闲置，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三十载。

步入九十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得知此版本的存在，审阅后深感其价值，认为其原始性远超斯诺的版本。鉴于此，出版社决定以《两万五千里》为名，将该影印本予以出版。

一翻阅这份复印本，我便断定它是一份珍品！其价值何在？相较于1942年延安版本，它保留了更为原始的风貌。

这份保留至今的长征回忆录，其最纯正、最原始的版本，正是出自当年红军之手。那时，政治部的工作人员曾复写数份，其中一份被赠予斯诺，而冯雪峰则另外获得了一份。

在1942年延安首次出版之际，文章经历了多次修订，其中不乏对部分措辞和表述的删减。然而，在本版中，这些原始内容得以完整保留。

举几个例子。

当时，红军正准备穿越草地，然而张国焘却向中央索求权力，并提出南下的主张。为此，中央与张国焘在川西北地区就指挥权归属及南下北上的战略方针展开了长达两个月的对峙与争论。

在这两个艰难的日子里，川西北的荒凉藏区显得格外孤寂，无论行至何方，都难以寻觅到一处藏族村寨。然而，十万红军的涌入打破了这片宁静，他们每日所需的食物供应成了当务之急。中央领导层虽日以继夜地召开会议，但这些红军战士们却必须自行寻找粮食。因此，筹集粮食成为了当时最为紧迫和重大的任务。

红军四处寻觅粮食，几乎所有能食用的谷物均已被消耗殆尽。不仅藏民老乡家的粮食被搜罗一空，就连田地里的青稞麦也被收割干净，最终连喇叭庙中的粮食也被尽数取用，一扫而空。

红军何以在穿越草地时饿得如此凄惨，每个人携带的粮食寥寥无几，每日饥肠辘辘，身体日渐消瘦，无数英勇战士在草地上英勇牺牲，其根本原因正是在川西北停留的那两个月间，将当地所有的粮食储备尽数耗尽。

在此手写本中，这一场景被描绘得栩栩如生。不仅红军战士面临粮食短缺，就连红军高级机关的干部亦同样如此。

莫休所著《由金沙江到大渡河——一页日记》中，主要描绘了他在草地的经历。文中提及，他在卓克基的喇嘛庙中居住，日复一日，心中总在寻觅可食之物。

黄镇，那位以绘制长征漫画闻名的画家，他不仅是建国后担任驻法国大使、文化部长的重要人物，更是与一众同僚一道，在政治部并肩工作的伙伴。他们日复一日，共同商讨着如何寻觅粮食，如何寻找温饱的出路。

一日，莫休处理完事务归来。黄镇满脸笑容地递给他一碗美食，定睛一看，他的碗中之物，色泽如豆沙，品尝一口，竟发现是麦子，香气扑鼻，令人陶醉。

莫休好奇地问黄镇，这些物品是从何而来的？黄镇脸上洋溢着笑容，随手一指，原来都是来自那座喇嘛庙供台上的祭品。

喇嘛庙的供台上摆放着鲜花、佛像以及供奉的果品。这些佛像均由面粉精心塑制而成，纯净的白色面粉赋予了它们生命的形态。若将其中一尊佛像投入锅中翻炒，便化作了香甜的豆沙。

然而，此事不宜对外宣扬，否则他们便会涌至庙中，将那些佛像悉数夺走，届时我等便无物可食矣。

饥饿至斯，可见当年为求生存之路，实属艰辛不易！

这位作者名叫莫休，究竟是谁？我费了很大劲查阅了多本工具书，依旧未能找到相关资料。

随后，我审视了那份原始版本。在这篇稿件中，我发现“莫休”的名字被一笔划去，下方则新增了“梦秋”二字。这时，我顿时豁然开朗，原来这位人物正是当时党内杰出的人才，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徐梦秋。

在长征的艰苦岁月里，徐梦秋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的宣传部部长。正是他，在陕北这片热土上，主持了《红军长征记》的整理与编辑工作。他不仅精心编纂了这部著作，更亲自挥毫泼墨，撰写了五篇篇章，倾注了满腔热情与辛勤汗水。

《红军长征记》一书中，回忆录的撰写尤为引人入胜，其中几位作者尤为出色，徐梦秋便是其中之一。李一氓，身为资深的党内文化人，其回忆录同样笔触生动，令人印象深刻。

《红军长征记》由徐梦秋主编，此人曾任延安宣传部部长一职。

继而，我们着手开辟国际通道，当年的新疆军阀盛世才，身为苏共党员，他与苏联之间的联系尤为紧密。

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通往苏联的途径，便是通过新疆，这条路线曾是贺子珍、林彪等众多革命先辈前往苏联的必经之路。

当时我们就希望跟盛世才搞好关系，盛世才也希望共产党给他派一些干部来，于是我们就派了一大堆干部，毛泽民、陈潭秋、徐梦秋他们都派去了。

徐梦秋之所以成为残疾，源于长征途中其双脚不幸遭受严寒侵袭。抵达延安后，马海德医生不得不对其双脚进行截肢手术。自此，徐梦秋的身体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终成终身残疾。

中央指派他前往苏联制作假肢，抵达新疆后，鉴于毛泽民等人正面临干部短缺的困境，便决定将徐梦秋一同留下。

到了1944年，国民党招安盛世才，这时候盛世才要做出选择，我是跟共产党跟斯大林，还是跟国民党，最后他决定投奔蒋介石。

于是盛世才反过头来，把共产党全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就把毛泽民、陈潭秋他们都给杀了。

然而，在关键时刻，徐梦秋选择了背叛。因此，他由我党内的首席笔杆子，骤然堕入叛徒的行列。

徐梦秋告别了新疆，踏上了前往南京的征途，进而加入了国民党旗下的特务组织。

国民党败逃的时候，蒋介石和毛人凤说，共产党的叛徒我们都不带，一个不要，于是把徐梦秋就扔在南京了。

刘伯承、邓小平进了南京城，徐梦秋又想回来，他就去找刘伯承。

刘伯承怒不可遏，将徐梦秋监禁于狱中。徐梦秋在此囚禁直至70年代，最终在牢狱之中离世。

他的作品不宜公之于众。

如今，我终于明晰了他的身份。徐梦秋在《红军长征记》中所记录的这些回忆录，无疑是真实度最高、内涵最丰富、生动性最强的。

我昔日依据延安版所编撰的《红军长征记》，其中收录的徐梦秋先生的数篇回忆文章，业已由其本人进行过删减与修改，文本质量因此得到了显著提升。此次，我将着手将手抄本中的文字悉数恢复原貌。

经过精心复原，我们得出了三联出版社最新推出的版本——《红军长征记》。我自豪地宣称，这乃是最纯粹的原始记录，是最原始的记录。

在庆祝建国70周年的重要时刻，三联书店决定重新出版此书，无疑再次激起了众多读者的浓厚兴趣。

所谓不忘初心，便在于深刻领悟先辈们如何历经长征的艰辛，以及他们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与曲折。

这些情节务必忠于史实，绝不容许掺入半点水分，更不得以当下流行的所谓高端视角进行扭曲与虚构，此类做法皆与历史真相背道而驰。

我倾注心血编纂此书，逐篇审阅，逐字校对与补充，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我洞察了什么？

首先，信仰对于人类而言至关重要。红军长征，跋涉两万五千里，我亲自进行了实地探访，确实非同寻常，极为艰难！

如今，我们的身体状况极佳，营养充足，却还乘车于草地之上疾驰。我只需在草地上站立片刻，便感到气息不畅，仿佛空气稀薄，难以顺畅呼吸；行走时，脚下犹如踏着蓬松的棉花，步履沉重。

昔日红军历经磨难，饥寒交迫，更在荒草地上露天露营达六日六夜。白日里，阳光炽烈，转瞬之间，暴雨突至；夜晚，狂风骤雨，倾盆而下。如此境遇，非寻常人所能忍受。

在《红军长征记》一书中，徐梦秋的叙述生动传神，令人印象深刻。

于草地之上，住宿之地已然宣布。四周环绕着广袤的沼泽，幸而草地并非一马平川，而是连绵起伏的丘陵。于是，这些红军干部便选择了稍高处的平台安营扎寨，那里或许较为干燥。他们于地面上铺设了一块油布，头顶上再覆盖另一块油布，便在户外露营。

在草原上露营时，拥有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至关重要。有了篝火，我们得以在夜晚中生存，否则，寒冷可能将我们置于险境。

当时，这些红军干部即便拥有马匹，却无人骑乘。他们意图仅是让这匹马承担些许重任，背负一些柴草与树枝，以便抵达宿营地后，能生起一片温暖的火堆。

抵达营地后，掌握生火之道同样是一门高深的技艺。往昔，这片沼泽地带既无干燥的柴火，亦缺乏得心应手的点火工具，全赖点火人的精湛技艺方能成功。

此时，工农出身的红军干部与战士们便展现出其非凡的点火技巧。他们不仅能够点燃火星，更懂得轻轻吹拂，使之迅速蔓延。一旦操作得当，那堆火苗便会在瞬间熊熊燃烧起来。

然而，总政治部的这些干部均为大学毕业生，诸如罗荣桓、黄镇、徐梦秋等人，面对当前的局势，均显出困惑之色。

他们未曾掌握点火之术，眼见旁人轻而易举地点燃青稞麦糊，而他们却只能轮流在地上用力吹气，直至腮帮子麻木，却依旧无法点燃这堆火。历经一个小时的艰辛吹拂，火堆终得点燃。

然而，其他同志早已享用过晚餐，他们依偎在篝火旁，身披雨布，已然进入了梦乡。此刻，他们方才动手熬制麦糊糊，开始用餐。

时常遭遇突如其来的暴雨，他们身无帐篷，只能相互依偎，头顶着雨布，共同抵御严寒，度过漫长黑夜。

这般的描绘，既生动又贴近实际！红军在穿越草地时，面临的挑战极其严峻，简直是对人类极限的极致考验。

黄镇 草地宿营

红军抵达草地后，他们是如何度过的呢？驻扎下来后，大家提议，能否请蔡畅大姐为我们唱首歌？众人一致响应，期待蔡畅大姐的演唱。蔡畅则微笑着回应，请大家别喧哗，我会为大家献唱。

在幽暗的草地上，一簇簇篝火犹如繁星点点，蔡畅在这片荒芜之域，以法语吟唱起那首著名的马赛曲。

那刻的场景，实属感人至深！这不正彰显了红军乃一群怀抱坚定信仰的勇士吗？

杨定华写道，红军这些干部战士，终于走出了草地，进入了陕甘，然后跟张学良的部队碰在一起了，结果张学良的军官们一看，红军的队伍里，还有像周恩来、蔡畅这样的留学生，还有像吴玉章这样的辛亥革命元老，说你们共产党这些人，在哪不能找着一个好职业，干嘛要受这个苦，看来你们这些人，真是有主义的，主义就是为中国、为理想，为了推翻旧世界，为了建设一个新中国，才来受这样的苦。

徐特立，毛主席的恩师，年逾半百之际投身于长征的壮举。在漫漫征途中，妇女与老弱者组成休养连，与红军伤病员并肩前行。为此，特意派遣了一批年轻战士，专程负责他们的照料与支持。

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等年长的同志均拥有马匹，然而，在徐老的回忆录及其同事所撰写的回忆录中均记载，徐老未曾骑马。他总是将马匹让给伤病员使用，而自己则执着一根拐杖，徒步行军。

这些红军女战士，她们的主要职责是照料伤员。她们本身还是些孩子，十五六岁的年纪便投身于长征的行列。然而，这些年轻的女战士却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勤奋与活力。

抵达一座小镇，我们便开始筹备露营。这些年轻男女四处寻觅，目光扫过每一处，寻找可用的门板。一旦确认宿营地点，他们便迅速行动，将老乡家的门板拆卸下来，将伤员安置其上。躺在门板上，相较于地面，无疑要舒适得多。

女战士迅速寻觅到附近的小溪，立刻将红军战士沾满鲜血的衣物与绷带，投入清澈的溪水中进行清洗。

换言之，众人都已疲惫至极，抵达宿营地后，那些年轻的同志们并未歇息，依旧不停地忙碌着，悉心照料着伤员。

穿越草地的河流时，河面并无明显的河道，水流错综复杂，而草地本身也存在显著的高低起伏，水流同样迅猛异常。因此，当这些年轻的小红军战士们渡过河后，冰冷的河水立刻将他们的双腿冻得失去了知觉，孩子们痛得嘶声尖叫，泪水也夺眶而出。

此刻，成熟的干部们肩负着这些孩子，勇敢地踏过一条又一条的冰封河流。

在长征途中，此类质朴的文字、鲜活的故事，无不自然流露，其中既无繁复的文学修饰，亦无浪漫主义的渲染，展现的都是最为真实的场景与事物。

阅读这些文字后，我深感其影响力远超那些文学作品，这首先是因为它的真实性。它揭示了一个核心事实，那就是红军长征所蕴含的坚定信仰和顽强精神。

1936年，毛泽东和他青年时期的老师徐特立在保安（图源：人民网）

第二，长征中的共产党人，是朝气蓬勃的。

阅读这部回忆录，我最深刻的体会是，他们正值青春年华，那份纯真与质朴令人印象深刻。

其中最为出色的一篇回忆录，出自红一团宣传部的干事彭加伦之手。

彭加伦的回忆录中，特别擅长捕捉那些趣味盎然的情节，其笔触幽默风趣。

彭加伦在其文中描述，红军长征伊始，需穿越四重封锁线，随后便抵达了位于广东与江西交界的乌迳镇。抵达乌迳，红军便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对江西苏区的围困。

清晨，红军战士们纷纷涌向各处小饭馆与商铺，意图购置一些食品和日用品。

红军战士步入一家杂货铺，向老板询问盐的价格。老板回应道：“买多少盐，一块大洋即可。”战士答道：“那便买一块大洋的盐吧。”老板闻言，不禁惊讶，忙说：“你这可真是大手笔，一块大洋竟能买到二十多斤盐呢！”

是啊，如此情形。在江西苏区那段时光，一枚大洋竟不足以换取二两之物。

显而易见，江西苏区的封锁之严，以至于食盐都无法获取。

昔日在江西苏区岁月里，他们回忆起一位领导人远赴红一军团，林彪军团长所赠予的珍贵礼物，竟是一小包食盐。

一瞧结果，一元大洋便可换得二十余斤食盐。两位战士喜出望外，秤了两袋盐，归途中兴奋地表示，这下好了，我们终于有盐可用了。

另一位红军小战士踏入一家杂货铺，眼见柜台之上摆放着各式玻璃瓶，误以为那是牛奶，遂向店主询问购买。店主却告知，那些并非牛奶，而是墨汁。

那名年轻战士心存疑虑，坚信老板在欺骗他。无奈之下，老板只得递给他一瓶，战士接过瓶子，轻轻啜了一口，顿时满口尽是墨汁的苦涩。

小战士意识到自己中了圈套，便与店主争执起来。恰在此时，彭加伦赶到现场，他对小战士说：“你啊，得弄清楚情况再购买，否则岂不是自讨没趣？不如向店主赔个不是，息事宁人吧。”无奈之下，小战士只得向店主道歉，随后离开了。

此情此景，彭加伦描绘得颇具幽默感，然而我却难以开怀大笑。

红军一旦突破封锁线，便宛如重获新生，得以享用食盐、油脂与饱腹之餐，那份满足感无以言表。彭加伦的叙述，质朴而真挚。

这些关于红军长征的传奇故事，诸如渡过乌江、十七勇士勇闯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等，最初均是在《长征记》中首次被记录下来的。

最为深刻的记忆，莫过于《红军长征记》中对飞夺泸定桥这一壮烈场景的真实再现。

银幕上的一幕幕历历在目，国民党军队的机枪声声不息，扫射着密集的火力。红军战士们紧握铁索，奋勇向前，他们穿越枪林弹雨，最终成功夺取了泸定桥。

观赏电影时，我深受触动，然而置身泸定桥之上，却深感电影中的场景与真实相去甚远。

泸定桥横跨一百米的宽广河面，若你手握铁索攀爬，便可目睹川军驻守泸定镇，而红军则从对岸的观音阁奋勇攀爬而来。在这百米长的铁索上，你需耗时多久方能抵达彼岸？即便是速度最快的攀爬者，至少也需要十来分钟的时间。

在铁索之上，目标如此孤立且集中，若手持一杆步枪，我便可缓缓瞄准，逐个将你击落至河中。因此，我深感电影中的描绘失真，于是转而寻求《红军长征记》以探求真相。

泸定桥（图：古建中国网）

在《红军长征记》中，我目睹了泸定桥的“飞夺”壮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那“飞”字。

红军长征的先锋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接到夺取泸定桥的紧急命令时，时限仅为24小时内抵达泸定桥畔。

他们尚在海螺沟以南240里地之外，必须在24小时内抵达目的地。于是，这些红军战士奋勇狂奔，将所有辎重、背包与行李尽数丢弃，仅以枪械与弹药为伴，奋力前行。

彼时并无公路可循，仅有蜿蜒曲折的羊肠小径。急于赶路之际，忽见河对岸亦有一簇火光在缓缓前行，那是国民党的川军，正前往泸定桥进行增援。

若令国民党之川军驰援而至，泸定桥之攻克又将谈何容易。红军遂决意持火把奋勇前行，终在暴雨滂沱之际，川军因难耐恶劣天气，遂寻一村落暂作栖息，预备翌日再行。

红军并未稍作停留，而是持续向前急速行进。终于，在翌日的黎明时分，他们抵达了泸定桥。

接到命令之际，川军亦得知红军即将将至，遂下令拆除桥板。随即，川军便着手从桥梁的一端开始拆解木板。

向泸定桥的工作人员咨询，若需更换一块木板或拆除一块木板，大约需要多长时间？得到的答复是：大约半个月。

为何需时十五天？泸定桥通道狭窄，仅容两人并肩作业。我需拆除一块木板，解开绳索，再背负另一块木板行进百米，这样的作业速度能有多快？即便想加快速度，也难以如愿。

那时川军拆板子的工程持续到了深夜，实际上进度并未超过二十米。随着烟瘾的袭来，他们便打起了退堂鼓，心想红军尚在远处，不如明日白日再行拆解。

谁料想红军翌日清晨便已抵达，此举令川军惊慌失措，亦不敢再拆木板防御。

然而，红军也已疲惫不堪，奔波了二百余里，遂倒地而眠。他们期待着刘伯承率领的渡过大渡河的部队，能够从那边直接攻下泸定镇，如此一来，众将士便无需再攀爬桥梁。

直至黄昏时分，依旧未见动静，红军遂下定决心，不能再拖延，以免国民党援军逼近，随即发起夺桥行动。

当时，红四团集结了全部火力，部署了二十余挺捷克式轻机枪于岸边，一声令下，枪声如暴风骤雨般朝泸定镇的南岸和桥头堡猛烈扫射，此情此景将川军吓得心胆俱裂，魂飞魄散。

这些川军常年负责征税，未曾经历战事。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他们惊慌失措，纷纷关闭城门，逃向后山，进而躲进泸定镇后方的密林。与此同时，红军战士们一边铺设木板，一边勇敢地攀爬桥梁。行至桥中，火势已蔓延开来。

突击队队长稍显迟疑，回身观望首长的指示。团长与政委齐声高呼：“同志们，切勿犹豫，勇往直前！”

红军奋勇冲锋，一鼓作气，继而脱去衣物，以衣裹身扑向熊熊烈火，最终成功夺取了泸定桥。此乃史册留名的飞夺泸定桥之战。

然而，我始终难以理解，他们究竟拥有何等惊人的体力，竟能在一天一夜之内疾驰240里，这相当于半程马拉松的距离。更令人惊叹的是，他们并非在平坦的公路上奔跑，而是在蜿蜒的山间小径上挑战极限。

故而，某些历史进程之复杂，实非我们凭借日常想象所能及。这正是红军坚忍不拔战斗精神的写照。

这份原始的记载虽篇幅有限，却承载着一段红军长征中最璀璨的历史篇章，永远镌刻于史册之中。

若非亲临现场，便难以领略红军当年飞夺泸定桥的壮阔场景。置身泸定桥之上，凝视着奔腾的大渡河，脚下波涛汹涌，桥身轻轻摇晃，便能深切体会红军当年所经历的艰辛。

《红军长征记》生动再现了四渡赤水、翻越雪山、横渡泸定桥以及穿越草地的惊心动魄历程。书中蕴藏着众多感人至深的故事，读来令人热泪盈眶。

昔年，红一方面军历经草地之艰险，穿越腊子口的天险，终至哈达铺。红军抵达哈达铺，最大的喜讯莫过于得以饱餐一顿。在草地的征途中，战士们以草根、皮带为食，饥肠辘辘，困苦不堪。

此刻，红军战士们已瘦弱得几乎一吹风便能倒下，然而抵达哈达铺后，他们终于迎来了食物的慰藉。

究竟哈达铺位于何处？经过实地探访，方知哈达铺乃甘南地区当归药材的集散中心。此地四周地带盛产当归，众多商贩在此进行当归交易。镇上还保留着一条历史悠久的明清古街，汇聚了百家商铺，主要从事当归生意。因此，哈达铺在当地算得上一个经济较为富裕的乡镇。

“大家务必吃得丰盛。”于是，红军便在此自行烹饪食物。

政治部写的回忆录，说邓小平非常高兴地坐到炕上吃辣子鸡，结果屁股底下很暖和，原来是当地的土炕。

林伯渠，在长征途中担任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一职，负责掌管财务与物资采购的大权。

林老的坐骑，自江西随他出征，历经重重雪山与广袤草地，跋涉两万里之遥。在穿越草地时，它几乎饿得皮包骨头。

林老先生如今手头宽裕，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购置物品。他最先想到的，便是他那匹忠实的马儿。于是，他特意为它买回了一袋三十斤重的麦子，放在一旁供马儿尽情享用。然而，马儿久未进食，饥渴难耐，竟将这一袋麦子一扫而空。不料，当晚马儿因吃得过多而撑死。

与他同行逾两万里程，竟因一顿麦食而命丧黄泉。这揭示了何谓坚韧不拔，何谓绝处逢生。

因此，红军的长征并非一场简单的旅行，亦非寻常的行军。那是一场充满艰辛的跋涉，一步一个脚印，历经千辛万苦才得以完成。

红军抵达哈达铺，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沈尧伊绘制的画作（图片源自：《甘肃日报》）展现出了这一感人场景。

我特别留意到，今日我们前往九寨沟，沿途风光美不胜收。尤其是红军当年穿越的草地，夏日时分，如今看来，宛如一片碧绿的绒毯，地势起伏，白云悠悠，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

然而，细读《红军长征记》全书，你会发现其中并无一处描绘景色之美，全书充斥着饥饿、寒冷与饥寒交迫的艰辛。

在那个时代，人们尚缺乏浪漫情怀，即便美景当前，亦难以察觉其美妙。

穿越草地的过程中，他们强调，全凭一股坚韧的毅力，需具备强大的内心力量，脚踏实地，步步前行。若这股毅力稍显松懈，便可能倒地不起，再难起身。

哈达铺

红军之所以历经磨难，究竟所为何求？与国民党的军队相较，他们是否具备这样的毅力，能否承受相似的艰辛？

在参加访谈节目时，张学良提及了红军抵达陕北的消息。他的初始想法是探究红军如何完成长途跋涉，并对能走完两万五千里的队伍表示好奇。于是，他向自己的团长询问是否能够带领这样一支队伍，而团长的回答是均认为无法胜任。

接下来，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名为《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的著作。此书由一位国民党将领所著，记录了他的回忆录。

这些国民党将领均坦言，昔日对红军的追剿行动，实乃他们职业生涯中最感艰辛和沉重的任务。

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川军与黔军受命协同围剿红军。然而，蒋介石于重庆指挥调度，日复一日地向川黔两军下达指令，要求他们务必在两日内赶至指定地点，彻底剿灭红军。

这些军长与师长抵达当地后，不禁对贵州连绵起伏、险峻高耸的大山感到震撼，当地并无一条公路，仅存蜿蜒曲折的羊肠小径。

抵达赤水河畔，方才真切体会到那条道路的艰险。即便如今有了公路，我们驾车从山顶蜿蜒而下至赤水河旁，仍需曲折盘旋，绕过无数弯道。

昔日国民党军队驻守山顶，俯瞰之下，红军正驻扎于河谷之畔。若国民党军欲下山寻访红军，势必要耗费整整一日时光。国民党军驻扎于河的一侧，而红军则位于对岸，若想相互探访，非得跋涉两日，绕道而行至渡口不可。

因此，在那时追击红军的过程中，国民党将领们普遍认为这是一项既艰难又繁重的任务。

令侦查连和特务连携带一部电台，提前于队伍前端开路。他们装备轻便，爬山速度迅速，不久便攀登至山顶，确认抵达预定地点后，立刻向重庆发报，告知：“我师已抵达某某某地。”

实际上，他的主力部队尚位于山脚之下，抵达那里还需等待两日。这便导致了双方你来我往的拖延，原因在于国民党军队遵循的是常规行事方式。

四渡赤水图（钧正平工作室）

今日你赐予我多少饭量，我便步履坚定地走至相应的距离，哪怕多出一分一毫，我也绝不前行。至于这连绵的山峦，我将以自己的节奏攀登，无论你催促我加快脚步，我都不会改变初衷。

与红军的行进速度相较，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国民党军采取了多路围剿的策略，却始终无法将红军围困，更无法将其阻截。

然而，红军每日行军百里，甚至八十里，对它们而言不过是寻常之事。这其中的差异，归根结底在于作风的不同，而作风的差异，最根本的根源则在于意识——你是否怀揣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为了谁而战斗，你是来从军谋生的，还是来投身革命的，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截然不同的。

这部《红军长征记》让我深感，它以极其质朴的语言和充满活力的文笔，生动地再现了那段长征历程的实景。

众多细节交织，情感浓烈，将我们带回那个年代。我们目睹了一群红军战士，他们历经磨难，却依然斗志昂扬，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保持着乐观的态度。

这是我整理这本书的最大体会。

四渡赤水处

由于我原本的学术背景是研究古代史，并曾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在处理敦煌与吐鲁番的文书时，我们接受了专业的训练。如今，我将这些积累的经验和方法迁移至红色文献和革命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之中。

首先，我竭力追求还原事实的真相，力求还原得越贴近真实越好。对于文字，我致力于还原其最原始的状态，以期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那份真实。

其次，在撰写这些注释时，我详细记录了他们所提及的地点在今日的具体位置，以及他们本人后来的身份变化，力求做到客观真实。

至少在我对徐梦秋、何涤宙等人物身份的探究中，显露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人生之路错综复杂。一个人或许在某个阶段贡献卓著，却未必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到底。

就像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一大当年那十三位代表，真正走到底的，除了四位烈士，不就是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个人吗？剩下的人不是也都分道扬镳了吗？

然而，即便他们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那样的作用，我们亦应肯定他们的历史贡献，并将之如实记载，这不仅是对于历史真实性的负责，更是对先辈们的一种敬意与尊重。

我觉得我们后代，所谓不忘初心，实则意味着我们要忠实于历史，力求还原那些真实的过往。如此一来，读者方能对我们的叙述产生信任，他们愿意接受，而非感到被强行灌输、宣传，或是被那些难以置信的内容所影响。

因此，我投身于这些工作，怀着一颗诚挚的心，秉持着严谨的学术态度以及对前辈的深深敬意。

因此，我必须保持内心的无愧，对得起祖先的期望，同时将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原汁原味地传承下去，直至永恒。